《路西法效應》感想

　　報紙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報導駭人聽聞的社會新聞，又或許不是那麼駭人聽聞，但引人熱議的話題也不曾少過。比方說，幾天前，高中生扮納粹遊行；幾個月前，海軍陸戰隊士兵虐狗；幾年前，即將退伍的陸軍下士死於軍中。每次發生這類事件，從官員、媒體到民眾，不免會問：「是誰那麼無知？是誰那麼殘忍？是誰那麼不仁不義？做錯事的快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吧！」彷彿加入事後評論的戰局就能成為英雄，懲罰有過錯之人就能天下太平。

　　時間倒退到四十幾年前，約有二十名暑假想找打工的青年，在報紙上看到實驗受試者招募的廣告，薪水在那個年代還算優厚，他們前往應徵也通過層層篩選，心理測驗顯示他們的身心狀態都極為正常，應該都能勝任隨機指派的「獄卒」或「犯人」一職（面試的時候，前來應徵的青年全都表示想當犯人，不想當獄卒）。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，風和日麗的星期日，實驗開始了。為了讓實驗更逼真，扮犯人的先被真警察突襲逮捕，再輾轉送去模擬監獄，脫光衣服換上單薄的囚衣（沒有穿內衣內褲），還有被灑粉、腳串鎖鏈、套女用絲襪在頭上（取代剃光頭）等象徵成為「犯人」的儀式。假獄卒的裝備也不少，制服、墨鏡、警棍、哨子等好不威風。

　　假犯人還沒進入狀況，實驗早已展開。假獄卒要他們報數，每一組編號代表一個犯人。模擬監獄裡，犯人既沒有名字也沒有犯人以外的身分，他們變成一組又一組無意義的數字，必須對獄卒的要求言聽計從，他們有做不完的伏地挺身和青蛙跳，這讓我想到一句歪話：「合理的要求是訓練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。」獄卒很快就對掌權的滋味上癮了，對犯人的要求愈來愈不合理。犯人開始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，有的崩潰，提早「出獄」，後來獄卒甚至命令留下來的犯人做些變態的事。不消幾日，監獄失控了，預計兩星期的實驗被迫在第六日終止，這就是有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（SPE）。

　　主導這項實驗的心理學家金巴多（Philip G. Zimbardo），於距史丹佛監獄實驗三十多年後完成《路西法效應》（The Lucifer Effect: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），內容除了記載監獄實驗的細節、事件發生的始末，也在書的後半部闡述實驗延伸的理論，並將阿布葛拉伊布（Abu Ghraib）虐囚案與當年的SPE相對照。金巴多認為，無論是史丹佛監獄實驗，或阿布葛拉伊布虐囚案、納粹集中營對猶太人的種族大屠殺、蓋亞那叢林的集體自殺、美軍在越戰的殺戮等等，在探討這些事件背後的原因時，不能一味往個人的天性去想，而是應該往更上一層的「情境」、或情境之上的「系統」來思考。

• 個人、情境、系統

　　No man is an island, entire of itself;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, a part of the main.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, Europe is the less,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,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’s or of thine own were. Any man’s death diminishes me,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;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; it tolls for thee.

John Donne, Meditation XVII

　　我們都活在系統中，沒有人能像座孤島，隔離在系統之外。只要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一分子，就不可避免受到系統影響，系統的影響是如此潛移默化，以至於我們渾然不覺，甚少質疑。系統創造情境，並「提供制度性的支持、權威以及資源，讓系統能夠順利運作」（頁２９６）。在由系統創造的情境中，人很難不受規範的束縛，視情境的不同，人也會調整自己的行為，以符合那個情境下應有的表現。有關個人、情境與系統之間的定義，可從以下摘錄自第５１７頁的段落中得知：

　　個人是生命舞台上的一名演員，其行為自由度是由架構他的基因、生物、肉體及心理特質所賦予。情境是行為的脈絡，透過它的酬賞及規範功能，情境有力量針對行動者的角色和地位給予意義與認同。系統由個人及機構施為者組成，施為者（agency）的意識形態、價值和力量創造出情境，也規定了行動者的角色以及行為期許，要求在其影響範圍內的人扮演它規定的角色，做出被允許的行為。

　　我相信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，有自己的個性和才能，但是在某些情境下，人與人變得很相似，共同點大於相異點，而且是我們選擇要讓自己隱藏在團體裡的。俗話說「入境隨俗」，在陌生的環境中，我們習慣先觀察別人怎麼做，自己再跟著那樣做，如果跟別人不一樣，可能會招致異樣的眼光。回想一下進入中學第一天的教室，班上的同學穿著相同的制服正襟危坐，第一天就穿錯服裝的，或在髮型上動手腳的，接下來的日子大概不太好過。另外我還觀察到，我會依對象的不同，改變自己的說話方式。這點我從小就發現了，在學校總是安靜、輕聲細語，一回到家我立刻變另一個人，變得滔滔不絕而且說話大聲。小時候我還以為自己有雙重人格！但是了解「情境的重要性」之後，我認為這一切應該是情境使然，是情境影響了我。而受到情境影響的，應該也不只有我，很多人或多或少也會如此，在不同情境中展現出不同的人格和行為。

　　然而金巴多在書中提到的「情境」，則比較偏向權力的服從。情境影響大於個人天性是由於，「人若處在無法依循從前法則行事的新環境中，情境力量的影響最為顯著，在這類情境中，慣常的報償結構不同了，預期也被打破了」（頁２７８）。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獄卒，都沒有當過真正的獄卒，卻在模擬監獄的情境中自然而然學會、適應這個角色。他們對犯人精神虐待，心裡卻沒有罪惡感。他們對於虐待犯人有很好的藉口，有的說「這是為了實驗」，有的聲稱「都沒有人阻止我」，有的承認「根本沒有把犯人當人看」。而犯人在體力、精神愈來愈不堪負荷的時候，由於已經深陷監獄的情境中，竟也忘了他們身為受試者，隨時都有權利主動離開這場實驗。

• 資訊性需求、規範性需求

　　「覺得是Ａ的舉手！（停頓）覺得是Ｂ的舉手！」我記得以前中學理化課的老師有這麼在課堂上問過學生。大概有幾種情況：其一，題目很難，大家都不舉手，也沒人敢舉手，因為舉手就代表接著要回答為什麼這麼認為。其二，題目看起來很簡單，大家一窩蜂選擇其中一個選項，但那其實是錯的。此時此刻，知道另一個才是正確選項的學生會怎麼做呢？

　　我遇過類似的情況，不只一次，我是內心知道正確選項的那個學生，但是每次都決定「從眾」。跟一時的讚美或優越比起來，我寧可假裝跟大家一樣不會，因為我想藉由一起犯錯融入班上這個團體，不要那麼突出，這樣我才能被接受。抱持著希望被大家接納的想法，這就是「規範性需求」。

　　還有一種情況，可能是剛進入程度較好的班上，我不確定要選哪個，這時就看看哪個選項比較多人舉手，跟著舉就是，正確率比較高。這次「從眾」是因為在陌生的情境中，眾人握有的資訊總是比我多，採納其他人的看法能幫助我更快適應新環境，這屬於「資訊性需求」。

　　「資訊性需求」和「規範性需求」，這兩個促使「從眾」的機制，使人更難在情境中擔任「吹哨人」的角色。當大家都是對的，從眾無傷大雅也用不著猶豫；但是當大家是錯的，從眾可能會導向可怕的結局，有意識不要隨波逐流、不願將錯就錯的人，內心必經歷一段痛苦的掙扎。

• 去個人化、去人性化、不為之惡

　　一直以來我都不太習慣喊他人名字，高中的時候我曾用「座號」稱呼班上的同學。現在回想起來，跟監獄實驗裡，獄卒用編號喊犯人好像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名字對人很重要，不僅是身分的識別，它也代表一個完整的人，有些名字的背後還很有意義，可能包含父母的期望或家族源遠流長的歷史。所以用數字取代名字，就有些「去個人化」的味道了。

　　不過有些時候，反倒是我們主動要讓自己「去個人化」。大概很少人會在網路論壇、聊天室或比較能暢所欲言的網站使用真名吧。因為匿名，可以打上比較偏激的言論，用字遣詞更為不客氣，尤有甚者，詛咒、謾罵，開小團體在背後假分享祕密之名說別人壞話，反正當事人看不到，就算看到也是網友Ａ、網友Ｂ之類。匿名彷彿一層防護網，讓我們誤以為不用對自己的言行舉止負那麼多的責任。

　　除了匿名，也可以用變裝去個人化，像史丹佛監獄實驗，給犯人套上囚服、頭戴絲襪帽，如此，犯人少了獨特性，每個人都是「差不多」的犯人。此外，獄卒的墨鏡，一方面避免與犯人眼神接觸，另一方面也比較不會被認出來，同時達到去個人化的功能。

　　「去人性化」是不把人當人看，把人跟動物混為一談，看起來比去個性化還要嚴重，去個性化剝奪人的獨特性，去人性化則連身為人應有的價值都剝奪了。那些可怕的種族屠殺，基本上都對異族「去人性化」，一旦不認為對方是跟自己一樣的「人」，要殺掉對方就變得容易許多。最可怕的是，在抽象語言的洗腦下，處在那個情境的人會漸漸相信，排除異己、消滅他方種族似乎沒有什麼不對。艾希曼（Adolf Eichmann）策畫謀殺上百萬猶太人，執行「最終解決方案」，如此罪大惡極之人，一般人會以為他天性殘暴，然而他「跟太多人其實沒什麼兩樣」，「不是變態也不是虐待狂」（頁３５８）。此時唯有「情境歸因」才能找到答案，是邪惡的情境使他殺人不眨眼，而處在類似的情境下，你我都有可能成為冷血的劊子手。

　　看到別人做壞事，沒有跟著做，只是在旁邊看著，這樣算不算錯呢？姑息而沒有即使阻止，放任小惡變成大惡，這就是「不為之惡」。又回到中學的場景，那時候班上有一名同學，只因在某方面有輕微的障礙，不久就遭到同學的排擠，有人對他罵髒話、故意不碰他碰過的東西。我不曾對他做過排擠或霸凌的行為，但是我也未曾叫其他人停止幼稚的舉動。有一次，那名同學的家人向我道謝，感謝我沒有排擠他，但我感到良心不安，因為我只是「不作為」，不作為稱不上是英雄，這只是「不為之惡」。

　　認識《路西法效應》裡面的理論，再回去檢視首段的社會新聞，高中生扮納粹遊行，並非特定人的錯，而是情境使人產生「這麼做無傷大雅」的錯覺，沒有誰一定要負責，系統中的每個人都要負責，任何有機會當「吹哨人」的，都有未能有效阻止此事發生的「不為之惡」。軍中的虐待事件，如果不從系統和情境的角度檢討，那麼那就不會是個案。

ISBN: 978-986-6662-28-7